北京市大兴、海淀、朝阳三个区关停24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同时承诺“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

　　然而事实却令人揪心。以朝阳区一所被责令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为例，8月3日断电，14日断水，20日送达强拆告知书，限定25日强拆，而此时该校还有400多个没分流出去的孩子。

　　如何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已然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拷问执政水平

　　“在没有安置好学生的情况下，强行拆除农民工子女学校，会使得一些孩子无学可上，或者要走很远的路才能上学，这是问题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认为，问题不在于关停，而在于政府没有按《义务教育法》的要求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免费义务教育。

　　由于农民工子女学校是体制外学校，除上海近年来政府提供了财政补助外，多数地方主要依靠收费运行。受农民工支付能力的限制，这类学校收费水平低，办学条件简陋，教师收入低、工作量大，流动频繁，教学质量很差。

　　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是城市家庭条件最差的儿童群体之一，同时也是最需要政府的资助以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群体之一。

　　然而，中国现行的户籍与义务教育入学制度、财税与教育财政制度以及政府与公办学校的治理制度，对农民工子女获得平等教育机会和公共教育经费形成了巨大障碍。

　　地方政府为了规避财政责任，在有关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文件中，一般规定了比较严格的准入条件，并给予公办学校决定是否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自由裁量权。

　　“这不仅关乎执政水平，也关乎道德良心。”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从国际经验看，出于义务教育的公共性，也出于保障教育机会的公平，只要学生家庭愿意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政府一般会负担其全部的学校成本。

　　中央财政应承担更大责任

　　2003年9月，教育部等六部委共同制定《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这是中央政府第一份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政策文件。

　　2008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要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免除学杂费、不收借读费。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重申了“两为主”政策，提出要研究制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据教育部统计，2009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达到997.1万人，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779.4万人，占总数的78.2%，有19个省份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超过90%。

　　袁连生表示，全国范围内“两为主”的政策目标虽已实现，但从长效机制来看，应该按《义务教育法》的要求，真正将外来儿童与户籍儿童同等对待，提供平等进入公办学校的机会，保证其享受免费义务教育。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范元伟表示：“中央政府要承担更多的义务教育财政经费，从而消除流入地政府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投资不足的现象，消除流入地政府对"洼地效应"的担忧。目前中央财政给地方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奖励性经费规模还太小。”

　　建议北京加大投入

　　“由于各个地区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政府的政策及执行力度的差异，离农民工子女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袁连生说。

　　北京市公办学校准入条件一直没有松动，要求农民工提交的证明文件多年来几乎没有减少：北京市暂住证、在北京实际居住证明、务工证明、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5证。这些证明文件为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了门槛。

　　袁连生认为，在现阶段城乡义务教育条件还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为防止纯粹的“教育移民”，还不能完全取消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准入条件，但应该“简化和放宽”。

　　事实上，公办学校的接纳能力日益捉襟见肘。以北京为例，2005年北京有公办小学1387所，2010年减少到1136所，同期小学生人数从49.4万增加到64.7万。

　　目前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约43.37万人，其中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还有约10万随迁子女在自办学校就读。其中，5万余人在经过认定的合法打工学校就读，4万余人在没有办学资格的自办校就读。

　　袁连生直言：“北京提出到2012年基本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如果相应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公办学校准入和财政投入政策措施没有实质性的改革，实现上述目标将会很难。”

本文标题：专家呼吁同等对待外来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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