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毒胶囊”这样的公共事件，舆论不应过分地苛责政府部门监管不力，而应借这次事件，发展完善的社会监管。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朱恒鹏对财新记者表达上述观点。

　　继央视4月15日曝光9家药企的13个药用空心胶囊铬超标后，一些企业使用工业明胶制造“毒胶囊”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不乏媒体呼吁，政府有关部门亟需加强对药品监管，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这是有极大问题的。”朱恒鹏说。他认为，简单地呼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是对政府抱有“全能政府”的期待，但政府不是全知全能的，不可能监管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公众应该意识到，仅靠政府部门监管是不够的，要从其他渠道对食品药品监管，而政府也要意识到，自己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揽下来，要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无论民间还是政府，要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

　　朱恒鹏介绍，在发达国家，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每每是社会团体、专业协会、民间组织等社会机构从中发挥重大作用，甚至提出改善监管的办法。“媒体最先发现‘毒胶囊’并不意外，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力量，是社会监管的一部分。从中我们知道，要鼓励来自媒体的监管，鼓励社会团体发展。”

　　朱恒鹏进一步提出，对于“毒胶囊”一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要充分发挥司法的作用，引入集体诉讼，即允许律师代表一批委托人打一个官司，判决结果适用所有受害人，随之高涨的索赔费用可以激励律师参与公共事件的积极性。另外，在举证责任上也可实行倒置，将主要举证责任归于药企，药企如不能自证清白，应承担相应责任。如此，可以降低维权成本，提高违法成本，以遏制“毒胶囊”一类事件泛滥。

　　至于政府部门如何尽到其监管责任，朱恒鹏认为，关键是在制度安排上方便社会机构发挥监督的作用。“政府设置庞大的监管队伍，频繁地监管核查，一方面增加了行政成本，另一方面还增多了寻租的机会。”

　　朱恒鹏说，“政府应该强制设立企业的信息披露规则，规定食品、药品的生产企业定期通过网站公布信息，让消费者组织、媒体、律师都可以发挥作用，形成社会监管为主导的监管机制。”

　　对于一些舆论将“毒胶囊”事件与此前药品集中招标“唯低价中标”相联系，认为出现“毒胶囊”事件是招标迫使药品低价所致，朱恒鹏不以为然。他表示，药价虚低的药品没有了返利空间，医疗机构没有动力使用，也会担心药品安全，因此，超低价中标的药品只是得到了市场，却没得到期望中的销量。“不能将‘毒胶囊’归咎于药品招标，食品没有集中招标，一样有安全问题。”

　　针对政府对违法药企的惩罚，朱恒鹏表示，中央政府要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对伤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采取重罚。处罚之后，“企业的设备还是好设备，员工还是好员工，受罚的企业可以被其他企业兼并重组，社会财富仍然存在，还可以鼓励奉公守法的好企业。”

本文标题：“毒胶囊”事件不应仅寄望于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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