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二胎：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杨支柱与他的两个女儿：若楠(左)和若一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这是1970年代，人们常挂在口头的一句顺口溜。

　　到了1980年代，这句顺口溜，已被“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所覆盖。

　　就在1980的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著名的“9·25”公开信，被视为中国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始。

　　一晃30年，当年呱呱落地的孩子正为人父母，而作为国策，计划生育仍然坚定不移在中国被执行着。

　　在30年政策演变轨迹之下，放开生二胎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最新的消息来自广东，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7月10日透露，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消息一放出，即被热议。

　　事实上，在老龄化、少子化压力下，中产阶层早已开始寻求路径生二胎，并成为一种与时代相呼应的的社会现象。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生二胎从传宗接代观念升级到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与过去十年相比，生二胎亦从特权、富裕阶层用权力、金钱获取生育指标以及到国外生育逃避处罚，转换成普通白领阶层对政策变化临界点的察觉，对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这个现象背后，有着复杂幽微的社会情绪：是人性的自然选择，是对身体的自我主宰，更是在茫茫人海，寻找兄弟姐妹，寻求温暖的亲人依靠。

　　超生教授的抗争

　　为了生二胎，大学副教授杨支柱丢了工作，吃了官司，甚至上街“卖身交罚款”。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拒绝屈服。

　　注定失败的官司

　　今年6月，杨支柱终审败诉，对官司不再抱有幻想。

　　从2009年12月21日二女儿若楠降生那天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因为超生，学院做出决定，以违反计划生育的原因给予他留校察看处分，并责成缴纳240642元的社会抚养费。杨拒绝上交， 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

　　这起“教授超生被辞退”事件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媒体关注，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指控他们“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40642元。

　　24万，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2010年年底，这个倔强的湖南男人，决定起诉海淀区计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显然有失公平。

　　在《诉海淀计生委行政起诉状》中，杨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海淀区计生委之所以对他开出高达24万的罚单，正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实践中的野蛮“执法”，而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

　　“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学者，如此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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