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报道，北京存在由多家中介操控的“卵子黑市”，形成包括体检、取卵、代孕等多环节的黑色产业链。他们还将目标瞄准北京高校，对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女生卵子更是出价数万元。

　　事实上，自从试管婴儿诞生开始，相关的伦理与道德争论就从未中断。从宗教层面，有人认为这严重违背了上帝才是造物主的根本原则；从人性的角度，一些人则声称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不管怎么说，人工取卵、体外受精、植入体内在技术层面早已不存在障碍，这一方面给不孕不育的夫妇带来生孩子的希望，另一方面也让某些唯利是图者看到了“商机”。

　　应当看到，不同的生育需求也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如果说不孕不育的夫妇想通过他（她）人捐精或捐卵得到孩子，已逐渐被世俗理解的话；那么，个别希望终生单身的女子借人工授精做单亲妈妈，个别希望一直单身的男子找别的女人代孕生孩子，就让许多人难以接受。除此之外，还有同性恋“夫妻”想要孩子，同性恋本就是敏感问题，再加上借腹或借种产子，让众多传统人士摇头不已。

　　一旦沾上了金钱与私心，捐精与捐卵的行为也遭遇质疑与抨击。有的人像卖血一样卖精或卖卵，或是为了供自身挥霍，或蕴含辛酸的家庭苦楚，让人感觉五味杂陈。还有个别男人的捐精初衷极为扭曲，试图让自己“在名义上不是、在实际上是”N多个人的父亲。随着单身女性生孩子的增多，个别身高、长相、学历、职业俱佳的捐精男性备受欢迎，后代数量异乎寻常的多。《纽约时报》9月6日报道，一个美国捐精男子至少已成为150个孩子的父亲，这还只是在网上自愿登记的数量，还有多少人不愿被曝光难以估量。由于彼此生活在同一地区，这也会极大地增加孩子们成年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乱伦的几率……

　　正因为上述乱象以及伦理上的隐患，我国法律禁止包括卵子、精子、以及人体器官的交易与买卖，只允许无偿捐赠。但是，由于捐献者稀少，又有众多的需求者，相关灰色产业链已然形成。再加上打击与整治并没有及时跟上，导致一些黑中介明目张胆地在社会上招揽“生意”，甚至连哄带骗地摘除某些无知少年与智障者的器官。一些中小或民营医院也因为利益的关系卷入其中，成为卵子、器官贩卖的帮凶。

　　有人指出，应当建立公开、公平、科学的无偿捐献系统，以此让捐献与受捐在阳光下进行，减少黑色交易。不得不说，此类系统的建立不是技术上存在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方面。

　　一是捐献仍然存在法律上的缺陷与盲区。就器官捐献而言，就涉及捐献时机的问题。我国目前依然是以心脏停止跳动为死亡标准，而现代医学已然提出应以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因为，脑死亡意味着人的意志与灵魂的消失，以及所有身体支配能力的丧失。

　　央视曾报道一名脑死亡患者，亲属为帮其实现捐献器官的愿望，让其在监护室用呼吸机等设备维持了一个多月的心跳。然而，当患者突然心跳停止时，由于移植专家从外地赶来耽误了时间，导致脏器腐坏，最终捐献未能完成。捐献者的家属不仅承受了亲人去世的悲痛，而且要负担在监护室一个月高达几十万的费用，最终还没有捐献成功，高尚的善举却变为了雪上加霜。

　　另一个问题是，社会文明程度不高与爱心缺失。当一些人还在抱怨社会对自身不公平、好心没好报时，并不愿意无私地帮助他人。何况，捐献自己的器官也是许多观念保守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一些人也曾感动于捐献者的伟大，但要真正效仿却是两码事。

　　理想与现实有时候是脱节的，人性的自私与贪婪又会进一步加剧许多问题的难度。在一些问题尚不能很好地解决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将问题摆到桌面上，去积极探讨与尝试破解，而不能选择性无视与回避。

本文标题：卵子黑市带来的凝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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