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诞生的第一个香港宝宝,父母双方都是内地人。从10年前一场官司打开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大门至今,内地港产宝宝已超过10万人,他们被称为“港生一代”。他们当中不乏山东人的血统,多家赴港生子中介向本报记者证实,在江北地区赴港生子的孕妇中,山东占据半数。乡土观念极重的山东人为何颠簸千里赴港生子?生二胎免受处罚,香港户口,全球135个国家免签证,易于到欧美国家留学、移民,免试就读国内名校,享受香港优越的社会福利……这是赴港生子中介描绘的美好愿景。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很多赴港生子的内地家长眼中,这更像是一场豪赌,赌注不只是十几万元的产子费用,更有下一代的前途命运。因为早在今年4月初,香港医院管理局就发布“限闸令” 从2011年4月9日起到今年年底,香港公立医院不再接受内地孕妇的预约。而据记者发稿时的最新消息,香港医院管理局已与私立医院展开磋商,以确定明年产科服务的配额,新配额将有效控制非本地孕妇使用产科服务。这意味着明年香港私立医院将大幅减少内地孕妇的预约配额。据悉,内地孕妇赴港生子大部分去的是香港私立医院。
对于赴港生子中介而言,这不啻是一个危险信号,他们以更为直观的语言向客户解读:“要想到香港生就快点儿预约,再晚政策就变了!”本报记者从香港多家私立医院了解到,妇产科的床位已预约到明年2月。
向内地孕妇紧缩赴港生子的大门,这并不是最大的悬念,更大的悬念隐藏在“限闸令”出台背后的博弈之中。赴港生子人潮中若隐若现的权贵身影,香港居民对“港生一代”的恐惧和抵触,“港生一代”将会给香港社会福利体系带来的冲击……这都让“港生一代”的前途充满变数,他们能否真正享受到香港的社会福利?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没有户籍的他们将来如何在内地立足?这又将给香港和内地带来哪些社会问题……
一切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有答案。
中介的焦虑
最先察觉到风险的是赴港生子中介。一纸“限闸令”所释放出的信号耐人寻味,如赴港生子大门完全关闭,中介将失去可观利益。
6月14日上午,记者以准爸爸的身份到经七路上的某家政公司暗访,得到了热情接待,并顺利见到了负责赴港生子业务的万先生。在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中,并没有“赴港生子”的内容。万先生解释,他们经营赴港生子业务近三年,“我们是家政品牌,要注意影响,不 好 公 开 宣传。”
记者假称爱人已怀孕3个月,万先生表示这正是去香港医院 办 理 产检、预约证等手续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还不显怀,再拖就过不了口岸,边检对赴港孕妇查得很 严。”
万先生介绍,香港医院管理局发布“限闸令”后,赴港生子的中介费大幅上涨,目前最低15800元,但并没有消减内地孕妇的热情。“公立医院不接收,就都涌向了私立医院。跟内地不一样,香港的私立医院医疗条件要比公立医院好,但费用高出许多,即使这样,私立医院产科病房的床位还是很紧张。”
万先生透露,在江北地区赴港生子的孕妇中,山东占据半数。仅他们公司,就帮助来自山东各地的170余名孕妇赴港生子。济南、青岛以及深圳的多家赴港生子中介也向记者表示,“山东到香港生孩子的孕妇刚开始去生二胎的比较多,现在生头胎的增多,大多是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教育平台。”
万先生说,收取费用后,中介将陪同孕妇到香港医院办理产检、预约证等手续,直至孕妇分娩后帮宝宝办理出生证、回港证、回乡证、护照和身份证。“这五张证件都是为了证明你的孩子是香港人,两个工作日就能办好。”此外,如果客户加钱,中介还提供套餐服务,孕妇出院后,中介可以提供在香港的住处,并安排月嫂护理。
交谈中,万先生拨通了一名女士的电话,“这是跟我们公司合作的罗总,她在深圳负责具体业务,将来去香港都是她陪着你们。”罗女士在电话中告诉记者,除了中介费,孕妇到香港后还要交给医院78000元港币以及其他一系列医疗费用,合计约10万元港币,“这是顺产,如果剖腹产还要多花一些钱。”
得知记者的爱人预产期是明年1月,罗女士说:“你们得抓紧来办预约,要快!再晚就怕政策变了,你们就不能来香港生了!”
记者在暗访其他五家赴港生子中介时,对方也都流露出这种焦虑。“现在公立医院不接受内地孕妇预约,说不准哪天一纸法令,私立医院也不能生了,政策的事谁也说不清楚。”深圳一家中介的负责人说。
记者随后向香港浸会医院、圣保禄医院、仁安医院等多家私立医院求证,得知目前产科病房的床位非常紧张,已经预约到明年2月。记者了解到,每成功安排一名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中介最少获1万元利润。“而且实际操作中,实行的是弹性收费,利润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一位业内人士说。
但香港医院管理局在今年4月发布的“限闸令”,让赴港生子中介意识到风险。“毕竟私立医院的牌照也是医管局发的,如果哪天医管局让他们暂停接受内地孕妇预约,他们也得照办。”一名中介负责人说,一旦赴港生子的大门完全关闭,中介将失去一条重要的生财渠道。
谁的赌局?
赴港生子的潮流裹挟进一批普通人,与人潮中若隐若现的权贵相比,他们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愿景渺茫难测。相关政策的缩紧,更让他们的赌局充满悬念。
与赴港生子中介相比,“限闸令”让一部分已在香港生子的内地家长更感焦虑,东营的小乔便是其中一人。
今年31岁的小乔与丈夫均在一家国企工作,两个人年收入12万元左右。赴港生子源于小乔的梦想,外语专业的小乔一直渴望去国外生活,但这一想法最终被现实否定。从同学那里了解到赴港生子这个渠道后,小乔把这个梦想寄托到了孩子身上。
两年前,在赴港生子中介的帮助下,小乔在香港生下一个女儿。“当年收费还不算高,中介费和医疗费合在一起8万多,但当时为了省钱,生完孩子两天就出院,抱着孩子坐火车到济南,家里人又开车把我接回东营。”
两年来,小乔越来越怀疑自己的选择。当初,小乔曾计划送女儿去香港上小学。但现实情况是,她和丈夫都不能辞掉现在的工作,如果女儿去香港上学,谁去照顾她?即使将来去香港上中学,女儿住在哪儿?以她和丈夫的收入,在香港或深圳买房是一件不现实的事……
“越想越渺茫,唯一能保证的就是女儿60岁以后可以在香港领取养老金。”但就连这最后的希望,小乔也觉得难以把握,“有传言说,香港会针对这批内地港产宝宝修改养老金政策,我以前一直不信,但‘限闸令’说明香港在这方面控制得将越来越严,难保相关政策将来不会改变。”
现在小乔担心,女儿长大后会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不仅享受不到香港的福利和教育、就业机会,就连在内地生活也要多花钱。现在孩子眼看就要上学,没有本地户口就得交借读费,以后还不知道会遇上什么麻烦。”
在一些由赴港生子家长组建的QQ群里,这种焦虑正在蔓延。记者在几个QQ群的聊天记录中发现,“限闸令”出台前后,那些成功赴港生子家长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限闸令”出台之前,这部分家长的发言内容多是介绍赴港生子的经验、攻略,为准备赴港的年轻父母们指点迷津,言语中不乏自得之情。但“限闸令”出台后,他们沉默了许多,偶尔发言也多是讨论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其中,不乏对当初赴港生子愿景的反思。
“中介说孩子在香港出生,可以上香港的大学,但实际上香港每年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学生有入读大学的资格”、“本来以为儿子在香港出生,我和老婆就可以移居香港,现在才知道我们必须年满60岁而且在国内无依靠才能去投奔孩子”、“虽然孩子在香港出生可以拿特区护照,在全球135个国家免签证,但免签证的意思是旅游和短期访问,将来留学和移民还得从正常渠道办理签证等手续,没钱、没技术照样没法移民”……
对于这些家长的苦水,山东某赴港生子中介的负责人一笑置之,“这些都是工薪阶层,在赴港生子的客户里,他们不是主流。他们以为拿得起在香港生孩子的钱,就能给孩子铺条香港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这名负责人透露,在赴港生子的群体中,占据主流的是高端人士。“商界的很多,还有一些其他领域的名人,也是通过我们去香港生的孩子。对于他们来讲,根本不在乎孩子能否享受到香港的社会福利,只希望给孩子一个香港人的身份。”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副教授葛忠明曾经多次到香港进行学术交流,他向记者分析:“对于赴港生子的高端人士而言,确实有出于个人前途和财产安全上的考虑,生一个有香港户籍的孩子,这或许能带给他们安全感。”
襁褓里的“蝗虫”
当下,内地新移民在香港引起激烈争论,一首将内地人形容为“蝗虫”的歌曲正在香港流行。在香港居民眼中,数量多达10余万的“港生一代”难免被视为襁褓里的“蝗虫”。
一切都存在变数,惟一能让赴港生子家长欣慰的,也许就是宝宝的香港人身份。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梦想孩子将来能融入香港社会,成为一名香港人。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希求香港社会接纳“港生一代”,实在有些困难。
香港医院管理局出台公立医院暂停接受内地孕妇预约的“限闸令”后,很多香港居民以游行的形式来表达对这项政策的支持。香港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香港有88500名婴儿出生,其中内地孕妇所生的婴儿占46%,超过4万人。这让很多香港人产生恐惧和抵触,在他们看来,“港生一代”的父母都在内地,并不是香港的纳税人,这些孩子将来却要与本地人竞争教育和就业机会,挤占社会福利资源。
但是,在香港大学社工与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看来,内地父母赴港产子是一种“另类消费”,一方面买来“合法居留权”,另一方面享用香港较好的医疗设备,这都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叶兆辉认为,内地人来港生孩子,也有利于香港人口增长率的提升。由于生活压力较大,很多香港本地人不愿生育,人口增长率一度持续下滑,而“港生一代”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持类似观点的专家和学者并不少见,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这种观点和声音认为,赴港生子可以增加香港社会的发展后劲。主要原因是香港居民的出生意愿非常低,根据浸会医院的统计,2007年香港全部出生的宝宝不到7万,出生率1%,其中公立医院不到2万(香港本地居民生产的绝大多数是在几乎免费的公立医院出生)。如此低下的出生率,意味着如果没有内地宝宝的补充,香港的人口结构将在在若干年以后变得极不合理。而且目前香港的退休年龄为65岁,街头以及很多服务行业包括高档餐馆的服务生均是头发花白的老先生,道理很简单,年轻人太少了,工资高,请不起。因此,“港生一代”无疑将会为香港的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尽管如此,还是很难说服香港社会接纳“港生一代”。即使没了资源上的竞争,还有观念上的差异甚至隔阂。在内地人的意识中,赴港生子是一种经济能力上升的体现,是一连串食品安全事件下的明智选择,这甚或带给他们一种优越感。但在香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中,这是财富骤增、素养却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暴发户的坏习气,多少有些投机取巧的粗鄙色彩。
这种色彩远非时间能够冲洗,香港少年庄丰源的14年人生经历就足以说明。1997年9月,庄丰源在香港出生,但他的父母都是内地人,赴港探亲期间生下了他,一直由拥有香港居留权的祖父照顾。后来,香港政府入境处根据《入境条例》要将庄丰源遣返回内地。庄丰源的祖父依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可判定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提起诉讼,2001年,香港高等法院和香港终审法院相继裁定庄丰源胜诉,不论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香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权。这个案例为内地孕妇赴港生子打开了大门,庄丰源因此被称为攻破内地人居港权的第一人。
但与我们熟知的励志故事不同,庄丰源在香港生活得并不轻松,在内地孕妇赴港生子成为困扰香港社会一大难题的今天,庄丰源成为香港网民口中的“蝗虫太祖”、“祸港罪人”。目前,庄丰源在香港屯门区某中学就读,尽管品学兼优,却仍难以被香港主流社会接受。
葛忠明在与香港学人交流时发现一个现象,“1997年之前,香港有几十万人移民外国,现在他们又因为混得不如意回流香港。同样作为移民,与内地人相比,他们更容易被香港社会接受。”这是因为许多香港人存在一种忧虑,担心内地移民将不良习气传染给香港社会,比如“潜规则”。“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成立廉政公署后,腐败现象几乎根绝,但近年来却有所抬头。”葛忠明说。
“限闸令”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源于香港居民这种情绪的爆发。目前来看,“限闸令”并未有效消减这种情绪,在这种舆论压力下,香港特区政府还会对有关“港生一代”的政策进行哪些改变?一切都难以预料。但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在内地家长发起的这场豪赌中,香港本土力量将对胜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谁输在了起跑线上
不只香港本土居民,内地公民对“港生一代”也不无怨气,因为这些在内地生活的港生宝宝凭借香港户籍,在资源竞争中占得先机。如果“港生一代”借此显示赢在了起跑线上,那么公平公正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让你的宝宝赢在起跑线上”。在很多赴港生子中介的广告中都有这句。从某些方面来讲,“港生一代”确实能领先起跑线。一些赴港生子的家长坦言,与获得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户口需要付出的代价相比,花十几万元为孩子争取一个香港户口实在是一种划算的投资。对于在内地生活的“港生一代”,香港户口会在他们面临教育资源的竞争时发挥优势。
在完成高中学业后,“港生一代”无需参加内地的高考,只需要准备面对“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湾省学生考试”。根据教育部下属有关部门发布的招生简章,只要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便具有报名应试的资格。赴港生子中介的负责人介绍,这一考试的难度比高考降低许多,很多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也比高考分数线低200分左右。这些“香港仔”上学后所需要缴纳的学杂费标准,和内地普通学生完全一致。
这就引发了一些内地家长的不满。记者在相关网络论坛上看到,由此引发的争论几年前就已出现。内地公民认为,港生宝宝虽然拥有香港户籍,大多数人却要在内地生活,与内地孩子竞争教育和就业资源,“如果说这些孩子赢在了起跑线上,那我们的孩子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一位内地家长说。“输在起跑线上的其实是公平。”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新亮说。王新亮表示,在现有的法律中,没有法律条文可以处罚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行为。“但是,其中赴港生二胎的孕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只因为他们有钱去香港生育,就可以生二胎却不受处罚,这显然不合理。如果违法生出的孩子回内地与守法公民的孩子竞争时还享有特权,那就更损害公平公正了。”
2008年,时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张维庆接受港媒采访,被问到内地赴港超生宝宝时曾回答:“完全杜绝比较难。现在好像没有看到加重的趋势,那么加重了,我们再想加重的办法。”
但是近年来,国家计生委不只一次强调,港生宝宝将失去内地户籍和社会福利。在内地公民对于“港生一代”的质疑声越来越强烈时,相关部门会否有所决断,亦未可知。
港府的困惑
超过10万的“港生宝宝”大部分不在香港生活,他们会否重返香港?又将在什么时候回来……这些都是未知数。这必然使港府在制定教育、福利、住房等计划时面临困惑,神秘性不亚于这场赌局中的其他悬念。
采访中,记者获得了几名赴港生子高端人士的联系方式,但他们颇为低调,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香港的专业调查者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他们无法摸清赴港生子内地人士的详细情况,最多只能在出生登记处,对内地父母进行孩子未来诉求等方面的调研。这使香港特区政府在有关“港生一代”的政策方面,一直处于观望和调研状态。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张筱兰认为“港生一代”已经成为香港的未知数,“父母来香港生他们的时候,可能只是来消费一下,再拿个证件,但我 们不知道他们什么 时候来,有多少会来,他们是集中一个时段来,还是根本不会来,我们都不知道。”张筱兰担忧,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明确,“港生一代”回流香港后可能找不到工作,对居住环境不能适应,难以融入本土 社会,在香港制造出新的社会问题。
对“港生一代”的父母而言,他们在这场豪赌中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港府的政策动向。同样,港府目前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答案也在“港生一代”的父母那里。
本文标题:限闸令后赴港生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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