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中国有数十万人在做着新药临床试验。尽管对试药者健康的考虑早被奉为人体医学研究的伦理准则，然而在中国，这依旧是一个科学、伦理、商业利益和人情交织的复杂话题。
牺牲的试药者
王丽英死了。在服用试验药物36天后，这个被医学上称为“受试者”的女人死了。
除了悲伤的亲属外，55岁的王丽英留下的还有一场与全球第一大药企——美国辉瑞公司之间旷日持久的官司。
在被官司折磨了四年后，王丽英的丈夫史德勇终于拿到了试药的主办者辉瑞公司的30万元赔偿。
至今，史德勇仍记得一年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
法院认定，“试验药物与王丽英服药后短期内死亡之间存在主要因果关系，缩短了患者的生存期限”。尽管时至今日，辉瑞公司仍旧坚持“无法得出试验药物造成病人死亡的结论”。
根据辉瑞公司上传至世界临床药物试验最权威网站之一的clinicaltrials.gov网站的信息显示，在全球共78人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中，死亡人数为8人，共发生不良事件11起。
王丽英正是这8人之一。
30万元，这是王丽英用生命换来的赔偿，但在临床试药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是近年来，中国试药者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的为数不多的案例之一。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2010年的统计显示，2000年到2008年，共有5.8万多例临床试验在美国以外的173个国家进行。
而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三大药品消费市场，中国正成为全球新药试验的理想之地。长期关注受试者保护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每年审批允许临床研究的新药达数百个(2009年获批新药773个)，每例新药最低受试人数合计约500人左右，据此推算，这个数字是每年数十万人。
与庞大试药群体相对应的是，近年来因试药引发的医疗纠纷频频见诸报端。
多次参加卫生部立法起草工作的专家卓小勤称，近日他已经接受委托，准备起诉一家跨国制药企业在北京某三甲医院进行抗癌药物试验，造成受试者死亡的案件，而试验药品早已因不合格被全球召回。
生死线上的选择
2006年3月31日，时年54岁的王丽英在北京肿瘤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2007年3月当她再次入院时，一线治疗已经宣告失败，恶性肿瘤全面转移。
“当时我就想着，用尽一切办法都要治好她。”王丽英的丈夫史德勇说。一项辉瑞公司主办的名为su011248药物试验向濒临死亡线的王丽英伸出了橄榄枝。
“除了各方面条件符合，最重要的是所有常规治疗手段对患者已经失败了。”北京肿瘤医院副院长、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而试用新药对病情可能有益，也可能无益。
辉瑞公司此次试验的对象即为常规治疗失败的终末期患者——若参加试药，即可免费并提前在中国使用药物。这种代号为su011248的药物在治疗某些肿瘤方面已被证实有不错的疗效，但在胃癌治疗方面还需临床试验。
“不会吃死人吧？”史德勇记得自己曾这样半开玩笑地问过医生。这也是几乎所有受试者问得最多的问题。
最终，王丽英夫妇还是决定研究这份长达41页的知情同意书。史德勇注意到，合同规定受试者有中途退出的权利。如果出现不良反应和身体损害，会得到治疗和相应补偿，但没有规定补偿细则。
两天中，夫妇二人研究最多的还是药物不良反应。其中，常见的包括恶心、呕吐、腹泻、乏力等。“危及生命的血小板下降”属于罕见，几率小于1％。日后的司法鉴定指出，引发王丽英死亡原因之一正是“难以控制的血小板下降”。
“机会难得。”史德勇回忆说，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和对医生的信任，最终王丽英决定参与试药。
2007年3月30日，王丽英开始服用那些橘黄色的胶囊。最初的反应是恶心，全身没力气。等到第12天晚上，王丽英突然开始流鼻血，4月16日她再次入住北京肿瘤医院。
北京肿瘤医院日后呈交法院的病程记录显示，患者服药14天后出现Ⅳ度骨髓抑制伴有出血倾向，为药物所致严重不良反应，按规定向辉瑞公司和本院伦理委员会上报。
此后患者持续出现心功能不全、肝损害、肾衰竭等症状，输注血小板上升不明显。司法鉴定显示，4月30日，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会诊，考虑患者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害为药物su011248的不良反应。5月3日，患者出现脑出血，致呼吸循环衰竭，家属决定放弃有创抢救。
一天后，受试者王丽英被宣布死亡。
蚍蜉撼大树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王丽英的丈夫及家人不知所措。按照知情同意书规定，药物不良反应的后果由辉瑞公司承担。
于是，史德勇以及王丽英的父亲、王丽英的女儿三方作为原告诉之法院，请求判令北京肿瘤医院、辉瑞公司赔付人民币四十余万元。
2011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参照司法鉴定结论，北京肿瘤医院医疗及药物试验行为均无过错。辉瑞公司药物试验本身也无过错，但药物与王丽英服药后短期内死亡之间存在主要因果关系，缩短了患者的生存期限，理论参与系数为75％(即承担大部分责任)。法院根据双方知情同意书的约定，依据合同法，判决辉瑞公司赔偿原告人民币30万元。
辉瑞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在上诉书中，辉瑞公司对司法鉴定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因家属拒绝对患者进行骨髓穿刺和尸检，致使受试者血小板下降，无法判定是药物所致，还是肿瘤骨髓转移所致。此外辉瑞公司坚持，相关款项应当是基于公平责任原则给予的补偿，而非赔偿，相关金额应缩减为13.7万元。
在这场关于受试者损伤补偿的医疗纠纷中，患者家属和医院并未出现太大的纷争。
“毕竟是主治医生，受试者把她的生命权都交给了医生，医生是有责任为她的安全得到保证，包括相关权利主张。”沈琳说。
“生命不能用钱来衡量。”史德勇说，试药之前，王丽英的体重已经恢复到98斤，体能也恢复得不错，两人还常去家附近的山上走走。试药之后，妻子全身布满了出血点和瘀斑，抢救和治疗也让身体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不该不听你的话啊。”史德勇回忆称，王丽英在临终前对试药表现出后悔。此前史德勇曾建议，放弃化疗等治疗手段，转而寻求一种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活期的保守治疗方法。
“如果不参与试药，她不会这么快、这么痛苦地走。”史德勇摇着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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